高哲翰專文：從國際關係理論看高市早苗「自民黨」歷史性大勝

制度多數與國際行為能力：從國會算術到國家行為者

高哲翰講座教授指出，465 席中三分之二（316 席）的意義，不僅是日本國內的憲政門檻，更直接影響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能力（state capacity）。依國際關係理論，內部政治穩定與制度支配力，決定一國是否能對外展現長期、可信且可預期的戰略行為。自民黨取得三分之二多數，等同於為日本的安全政策與國際承諾提供制度背書。

現實主義視角：習近平的安全困境反噬

從結構現實主義（Structural Realism）觀點來看，高哲翰講座教授認為，習近平對台海的軍事施壓，典型地觸發了「安全困境（Security Dilemma）」的反效果。中國意圖以軍事力量提升自身安全，卻迫使周邊國家——特別是日本——加速軍事整備與戰略結盟，最終導致區域力量平衡不利於中國本身，形同自行催生結構性大敵。

建構主義的關鍵語言：重新定義「利益」

高哲翰教授進一步從建構主義（Constructivism）分析指出，「台灣有事，日本有事」這句話的威力，在於重塑國家利益的社會認知。它成功將台灣從「他者（Other）」轉化為「我們（Us）」的一部分，使台灣安全被內化為日本自身身份與責任。這種語言建構，為日本安全政策突破戰後限制提供了正當性基礎。

自由制度主義：民主陣營的集體安全正當性

在自由制度主義（Liberal Institutionalism）架構下，高哲翰講座教授指出，日本不再只是美日同盟的被動節點，而是以「民主陣營成員」身份，主動參與印太集體安全。當台灣被界定為民主共同體的一環，日本便可在國際法、同盟協調與多邊安全合作中，合理推動軍備發展與防衛角色升級，而不再被簡化為軍國主義復辟。

歷史制度論：解除敗戰國軍事枷鎖的路徑依賴突破

高哲翰講座教授從歷史制度論（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）指出，日本戰後的「專守防衛」是一種高度路徑依賴的制度結果。然而，外部結構劇變——特別是中國的軍事擴張與台海風險——為日本提供了「關鍵時刻（Critical Juncture）」。三分之二多數正是使日本得以突破歷史枷鎖，重塑軍事角色的制度窗口。

區域秩序重塑：日本成為印太安全關鍵節點

高哲翰總結，從國際關係整體視角來看，日本已不再只是戰後秩序的受益者，而逐步轉型為印太安全秩序的共同塑造者。一位能同時理解國內制度、國際理論與戰略時機的首相，成功將中國的壓迫性行為，轉化為日本提升國際地位與戰略自主性的契機，其影響將長期牽動台海與印太局勢。